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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江南梦"与寻亲路之二: 两崇明老人送线索上门[图]

2011年11月11日 09:45

来源:东方网 作者:丁元元 张瑞麒/摄 选稿:郑闻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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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说明:两位老人在本报编辑部讲述当年经手“上海孤儿”粮油关系转出等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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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说明:裕溪路普育西路105号儿童福利院旧址。

  东方网11月11日消息:据《青年报》报道,今天是2011年11月11日,被都市青年们称为“世纪光棍节”。郎情妾意的大多不懂“光棍”们的苦恼——但如果是四五十年都没有见过生身父母长什么样,那种苦,那种痛,又有多少人能懂?

  昨天,《青年报》推出了“上海孤儿”寻亲的系列报道,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有相关政府部门给出回应,有读者联系本报寻找失散的亲人,也有其他媒体联系本报希望追踪报道此事。

  还是昨天上午,两位75岁的老人一早就从崇明出发,乘公交车前往市区,上午10点就赶到了本报编辑部,向本报记者讲述自己当年经手“上海孤儿”粮油关系转出等情况。尘封了50年的往事,在老人的讲述中,慢慢浮现……

  

  他曾为百名孤儿办理“粮油关系”转出

  弃儿几乎全是崇明本地人,“父母哭得稀里哗啦……”

  “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,崇明岛确实有很多弃儿,几乎可以百分百肯定他们都是崇明人。”昨天一早,75岁的张懋椿和张存义从崇明县新河镇的家中出门乘车,上午10点就已经赶到了本报编辑部。两人读着《青年报》“上海孤儿寻亲”的报道,打开话匣子,一口崇明口音的上海话,讲述相隔了半个世纪的往事。

  工作人员一根扁担挑两个远离故土的弃儿

  “那时候扔孩子,主要是两个地方——可能有钱的生意人门口,还有就是人流很大的小菜场——说扔在垃圾桶旁边那是不可能的,因为崇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垃圾桶。一般扔小孩的时间都是凌晨3点至5点,晚了,就会被别人发现,早了,怕孩子会被冻坏。”

  “有时,好心人会把孩子收养下来,有些成了大家养的‘公孩’,也有的就层层上交到‘大公所’。‘大公所’也会雇一些奶妈,每个月发10元钱,办一张‘粮食供应证’,一岁以下的孩子每月供给5斤粮食,超过一岁的是6斤。那时‘大公所’的孤儿基本都姓毛,然后是单名,名字可能是奶妈或者寄养家庭里‘养父母’名字里抽取的一个字。”

  张懋椿回忆说,1956年至1958年前后,他在当时的“港沿粮站”工作,负责办理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“粮油关系”的转入转出,而港沿正是教养弃儿的“大公所”(现为上海市第二福利院,当时可能已改名,但崇明人还是习惯称之为“大公所”)的所在。张懋椿记得,当时办理“粮油关系”有关手续的人很多,要从早上一直处理到晚上点煤油灯。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和他有工作往来的工作人员——其中一位姓施的是“大公所”的,另一位姓林的则是另一家民政局所属的慈善机构的。“每隔一两个月,他们都会办理一次孤儿‘粮油关系’转出的手续,前者平均一次转出四五个人,后者平均一次转出两三个人。”至于这些孩子的“粮油关系”是否直接转到河南等地,他说因为年代久远,自己也已经不记得了。

  但他清楚地记得,把孩子送走的时候,工作人员挑着一根扁担,两边分别有一个篮子,篮子里就是一个降临人世不久的孩子,而等待他们的,几乎都已经注定是远离故土的命运……

  “反正3年时间里,我经手的大约有100个孩子。”张懋椿说,后来粮站改制,他也改为从事销售工作,就没有再接触“粮油关系”的工作。“但后来逐步开始宣传计划生育,生活条件也开始好起来,遗弃孩子的情况也少多了。”

  “上海孤儿”们曾寄希望于能通过“粮油关系”的记录找到关系自己身世的蛛丝马迹,但如今“粮油关系”一说早就不存在,张懋椿也觉得“当时的相关记录肯定早已销毁”。

  “当时小孩不听话父母就吓唬‘卖到河南去’”

  相比办理孤儿们的“粮油关系”转出情况,让张懋椿讲述更多的,是那个时代崇明岛尚未开发时的情景。

  “上世纪50年代,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电。岛南边有一条公路,靠海的地方可以打渔,日子还好过一点,其他地方生活更艰苦……”有些从崇明送出去的孤儿很困惑,自己到底是不是崇明人。张懋椿告诉记者:“遗弃孩子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,你去问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应该都知道。那个时代的弃儿,几乎百分百都是崇明本地人。”

  另一位老人张存义说:“我们当时都知道,很多孩子送到了河南那一带,还有一些河南人专门来这里抱孩子。”他甚至举了一个例子说:“当时,家里的小孩如果不听话,父母就会吓唬他们说:‘再不听话,把你卖到河南去。’”

  两位老人之前就已经听说了外地“上海孤儿”寻亲的消息,并且对此非常热心。张存义说:“我们可以去自己熟悉的地方摸摸情况,我记得有一家曾经送走过孩子。”张懋椿则回忆了一段往事:“1966年10月,我妻子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,同病房有一对夫妻,应该是大兴工业14大队的,家庭条件很困难,生下孩子没几天,就偷偷扔在小菜场了。那场面我是见过的,实在是没有办法,父母肯定是哭得稀里哗啦……”

  记者寻访

  百年“儿童福利院”曾留下孤儿们的身影

  普育西路105号——很多“上海孤儿”挂在嘴上的一个地址——是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旧址所在。

  从四号线南浦大桥站下,沿国货路走到第三个路口,就是普育西路,一条很安静的小路。1911年,这里成立了由天主教教会创办的育婴堂,据说当时门口有个可以打开的口,弃婴就可以从这里放进去,孩子一哭里面就知道了,便把孩子抱进去。1956年,这里正式更名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。

  如今走到这里,105号的大门像是最近几年粉刷过,却仍然留着“1911”的字样,不经意地透漏出它长达百年的历史。这里的大门紧紧锁着,透过围墙,可以看到几幢不高却颇为古色古香的建筑,但看得出已经有些颓败。再往里,绿树成荫,或许里面还有片小园林。

  在隔壁,记者看到了另一扇开启的门,门边还有一块“施工铭牌”,显示项目的建设单位是“上海社会福利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”,建筑面积8478平方米,工程类别为“修缮”,开工、竣工时间分别是今年8月31日和明年2月26日。

  记者找到一位在这里居住了多年的老太太,她说:“儿童福利院很多年前就搬走了。”据网上的资料显示,它已经在2001年搬到了闵行区。小门口的保安也说:“我们只知道里面在装修,未来做什么,我们也不清楚。”

  根据很多“上海孤儿”的讲述,在被送往北方之前,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,并被赋予过一个在福利院内短暂使用的名字。10月份,贺正军等人曾经来到儿童福利院寻访,但并非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普育西路105号,而是它的现址所在。当看到那些和曾经的他们有着相似命运的弃儿,很多人潸然泪下。

  在那里,他们见到了一位曾经给予过寻亲孤儿很多帮助的好心人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这位好心人婉言谢绝了记者采访的要求。

  普育西路105号。曾经喧闹的、充满了婴儿啼哭声和孩子嬉戏声的儿童福利院,如今一片安静。

  她曾是育儿所副所长,经手了数千个孤儿

  “一般一年送3批,一批五六十个人,一年送出去多少?”   

  寻找孙文珠,得坐两个小时的地铁,再走上20分钟——而比这更遥远的,是她嘴里相隔了近50年的往事。在洛阳的“上海孤儿”向记者推荐,一定要找到孙文珠,她手里送出去的弃儿可能有上千个。

  在嘉定老城清河路一个已经有30年房龄的小区,记者终于见到了孙文珠。她的家是一间并不宽敞的两室户,因为房间里有人,我们只能搬两个椅子,在厨房和过道里回忆那段往事。

  1936年出生的孙文珠书读到小学毕业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已经算有点文化的女性了。之前,她在嘉定的一家职工幼儿园里当“阿姨”。1961年,刚结婚不久的孙文珠被调到了嘉定县育儿所。她告诉记者:“育儿所应该是1958年左右成立的,最早是在南门附近,后来搬到了东门。我到了那里主要是做财务,但名义上说是副所长。负责的是一位姓顾的女所长,现在已经去世了。”具体经手了多少孤儿,76岁的孙文珠老人说自己也记不清了。

  “弃儿多得不得了,太仓奶妈争领一月10元的补贴”

  “那时候小孩子多得不得了,都是刚生出来的囡(孩子)。有的扔在路上,有的扔在厕所里……反正各个街道和镇里有扔掉的囡,就都送到我们这里。”说话有着浓重本地口音的孙文珠回忆说,当时几乎每天都会有弃儿被送到育儿所:“多的时候,一天要有三四个,不停地要去派出所给他们报户口。”

  不过,育儿所里的空间并不大,工作人员也只有八九个。“收来的囡,我们接到了,就找奶妈,交给她们养一段时间。”负责财务的孙文珠,每个月的工作中,很重要的一部分,就是给奶妈们发工资。“当时大家工资都是一个月30多元,而给奶妈的钱是一个月10元。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妇女会来打听,育儿所要不要奶妈——基本都是附近几个镇农村里的,有些甚至是太仓过来的。如果当天没有,有的甚至会在附近住上一晚,第二天接着等消息。”“每个月到15号,一般都是给奶妈们发钱的时候,附近的会自己来领,远的我们就把钱送到她们所在的镇上,她们再去领。”作为财务,孙文珠记得,自己最多一个月去嘉定民政局领过5000元的经费——这里面包括了备用金、生病孩子的医疗,还有就是给奶妈的补贴——这大约要占2000元,也就是说,同时寄养在奶妈家的孩子就要达到约200人。

  “送来的时候一两个月大,养到七八个月就要送走了”

  “我们就是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。”孙文珠回忆说,嘉定县育儿所的孩子,每年都会分几批送到北方:“一般孩子被扔掉的时候也就一两个月大,养到七八个月就差不多要送走了。我们会在发补贴的时候,事先通知奶妈,让她们到时候把孩子送来。”

  嘉定县育儿所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送到北方去了,只有几个最终在上海被领养。“顾所长家领养了一个,她的丈夫也是个老干部,一直没生孩子,就在所里领养了一个。其他很少有留在上海的。”

  孙文珠记得,送孩子都会在相对暖和的时候:“8月送一批,9月送一批,开春了4月送一批。天太冷或者太热的时候不送,因为孩子在路上不好打理。一般一年送3批,记得最多一年送过4批,一批都是五六十个人,你算算一年送出去多少?”

  “送到过洛阳、开封、新乡……山东送过一小批十几个人,反正主要是那个方向。很多地方我也记不住了。”孙文珠也曾经两次把孩子送到河南,但具体是哪里,如今已经76岁的她也想不起来了,只记得其中一次住在一个山顶上的招待所里。“事先会根据囡的数量,买好多少张火车票,到时候把火车上的座椅都掀掉,因为天气不冷,就在地上稍微铺点被子什么的,把他们摆在地上,有四五个人照顾。通常到那里,火车总要一天一夜。这时候孩子们要断奶了,路上给他们吃点奶粉。送的人一般有一个民政局的干部、一个医护人员还有几个保育员和临时工。”

  对于当时的河南,孙文珠的印象是:“感觉挺穷的,那时候我们也不想多待,更不会想着出去玩玩什么的,总是急着回来。”按照她的回忆,为了防止搞错,送到北方去的孩子,每一个手上都贴着一张小小的橡皮胶,上面写着育儿所给这个孩子起的名字。“到了河南之后,当地民政局的人,会负责分配孩子。之前要领养孩子的人已经登记过了,等孩子来了,他们就过来领。”

  而把孩子送走之后,孙文珠他们还要把孩子的衣服收回来,洗干净,晾干了,然后在火车站打包托运,大家再一起回上海。

  如今,孙文珠早已记不清楚当初有多少孤儿从嘉定县育儿所送到了北方,她回答记者说是两三百个,但从她其他的陈述来看,显然不止这些。据从嘉定送出去的“上海孤儿”王金虎说,他查到的记录是自己的编号是670多号,查到最大的编号是2900多号。但孙文珠只记得:“每个孩子都有名字,但没有编号。编号可能是派出所编的?”

  “厚透厚透”的登记簿找不到了,“我真没能力帮他们寻亲”

  孙文珠回忆说,1964年嘉定县育儿所逐渐停办,大部分弃儿都已经送走,所里几个残疾的孩子转入了上海市儿童福利院。同时,县里转而办了一家福利工厂,孙文珠和一些育儿所的同事也转入了福利工厂。“我还是做财务,一直做到退休。”后来,福利工厂也关了,育儿所的旧址,现在已经成了一片住宅区。

  “当时已经开始逐渐宣传计划生育,生得少了,所以弃儿也就逐渐减少。有一个原来育儿所的工作人员,也是在福利工厂工作,但如果再有弃儿,就由他送到普育西路的儿童福利院去。”

  关于这尘封已久的往事,据说曾经有人来采访过孙文珠。但当记者拿出《弃儿》一书和作者的照片时,她说:“隔了太多年,早不记得那人是什么样了。”但她告诉记者:“在我1990年退休以前,确实有一对夫妻来找过我,问我怎样找到亲生父母。还买了很多东西来,我是实在不好意思。”

  但对于这样的求助,一口本地土话的孙文珠也很无奈:“当时确实是有一个本子,登记所有囡的资料——那本本子真的是厚透厚透,来的时候登记一个,直到送走了,再把他的名字信息划掉。但是事情隔了这么多年,育儿所早就不在了,这个本子也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”

  “即便登记簿在,恐怕也找不到。”孙文珠说,“登记的那些材料,哪会写他们的父母叫啥名字住在哪里?要是有这些,孩子早就被送回去了。就算有地址,现在变化这么大,估计也找不到。可能他们去民政局打听过,民政局现在的工作人员就让他们来问我。”

  如今,孙文珠已经退休20多年了。在当年单位分的房子里生活,虽然并不宽敞,却也安乐。两个女儿都已经40多岁了,大女儿出生在育儿所停办的那年——1964年。而她的外孙,明年也要结婚了。

  “我想,他们都50岁了,他们的父母恐怕已经不在了吧……我已经76岁了,真的没有能力帮他们寻亲……要不,你替我劝劝他们吧……”

  各方反应

  “当大家还在谈论冷漠,报道让我相信真情还在”

  自从记者前往洛阳采访后,当地受访的“上海孤儿”们就一直和记者保持联系,询问稿件何时能见报。昨天早上,很多孤儿通过《青年报》网站看到了第一篇报道,都说心情十分激动,报道中的很多内容写出了他们的心里话,并一再表达了对《青年报》的感谢。

  昨天,本报在官方认证的微博“青年报”上滚动播发相关报道和“上海孤儿”们的寻亲信息。微博信息被大量转发,很多读者表达了对这一系列报道的支持。

  有网友表示:“这是个很人性的话题,让我对这段历史也发生了兴趣。”也有读者说,从“上海孤儿寻亲”的报道中,看到了“朴实真挚的情感”。

  新浪博友表示:“看了今天的《青年报》‘上海孤儿寻亲路’的报道,很是感动,为了那坚持,寻的是亲情和自己的根;也有些无奈,‘必要时集体声明不会分割、继承遗产,不会要户口’。当大家还在谈论冷漠不冷漠的时候,报道让我相信真情还在。”

  此外,也有媒体从业人员表示:“《青年报》这个报道很有爱,上班路上看了一路。”一位专业人士看了昨日《青年报》头版后表示:“头版图片是一张报纸内心的窗户。这只‘大眼睛’的内容选择,也将时时透露这份报纸的风骨和追求。”

  有读者通过微博表示:“小时候隔壁单元楼下1楼的小孩他妈就是这批孤儿之一,好在十几年前已知道身世,找到无锡的亲人了。”一位扬州的网友在微博上留言:“我听奶奶讲过,我有一个伯伯,是在上海火车站丢的,老人家前两年也念叨这个,希望能有机会找到。”本报记者已经和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,并将对他们提供的寻亲信息进行整理,首先提供给河南等地的孤儿寻亲组织。

  由于昨天本报刊登的首批十条寻亲启事中,有一位寻亲者现居山西省晋中市寿安县。昨天实名认证的“晋中市公安局”也回复了本报的微博,敦促实名认证的“寿阳公安”核实相关情况,回复“《青年报》官博有无此人”等情况。

  一位微博名显示为“崇明港沿团委工作人员”的读者表示:“前不久,我们单位民政部门也迎来了一批这样的孤儿,我们承诺一定尽力协助他们寻找,预祝一切顺利,大家都能幸福。”

  此外,也有其他媒体联系了本报记者,并表达希望对“孤儿寻亲”跟踪报道。本报编辑部也明确表示,愿意力所能及地支持协助所有报道“上海孤儿”的兄弟媒体,这个报道不为“炒作”,不求“独家”,只是希望为寻亲的孤儿们助力。“在一份份沉重的亲情面前,‘独家’二字,实在太过苍白。”

  寻亲启事(第二批)

  符柯红

  女,1965年3月15日生,当年6月16日从崇明岛送到上海儿童福利院。孤儿院时名“冷玛”,编号76号,户口1642。6月30日从上海儿童福利院送到洛阳被领养。

  吴秋玲

  女,1958年8月1日生,AB型血。1958年11月从上海送出,在洛阳东车站被养父母抱养。到洛阳时又黑又瘦又小,头形较难看。有隐形色盲基因(家族有色盲遗传),父母和兄弟姐妹中可能有显性或隐性色盲。

  梁小丽

  女,1964年2月5日生,A型血,在洛阳民政局抱养时大约2-3个月,登记显示来自崇明岛。

  安世伟

  男,1970年3月7日生,O型血,圆脸、双眼皮、左眉毛头上有颗黑痣、后背有颗比较大点的黑痣。1970年3月10日由崇明老残教养院送到上海市儿童福利院,在孤儿院时名“乔泉”,当年4月27日送到洛阳市收养。

  杨建玉

  男,1965年3月19日出生于崇明岛,O型血。1965年深秋由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送洛阳被领养,在孤儿院名“忠震”,编号111。

  岳巧红

  女,1963年1月6日生,B型血。原籍上海,曾名“静贞”,抱到洛阳时约八九个月。养父岳贵福,曾为洛阳市民政局干部,养母李梅香。

  符秀萍

  女,1965年4月20日生,O型血。1965年6、7月份由上海民政部门送到洛阳,户口迁移证上有“冷冷”两字。养父母姓符,当时委托一索姓亲戚抱来。

  薛小丹

  男,1966年8月16日生,B型血。出生后被遗于崇明岛。当年10月12日,由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送往洛阳。

  王玉燕

  女,1965年2月28日生,O型血。左耳后和左背部各有一颗黑痣。养父从洛阳火车站抱回,号码牌已无法查证。

  王占伟

  男,1965年1月5日生,B型血。1965年6月12、13日从崇明老残福利院经上海福利院,于6月30日送到洛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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