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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江南梦"与寻亲路之一:"上海孤儿"万里寻亲

2011年11月10日 09:33

来源:东方网 作者:丁元元 选稿:郑闻文

  东方网11月10日消息:据《青年报》报道,“过尽千帆皆不是,斜晖脉脉水悠悠,肠断白蘋洲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著名的《梦江南》。

  在唐代东都所在的洛阳,贺正军的网名也叫“梦江南”。他说自己1966年被父母遗弃在崇明,当年被集体送往河南洛阳收养,由此一去45年。他相信自己很可能就是崇明人。

  作家张洁在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一书中说,当母亲去世时,自己“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”。而仅在洛阳一带,就有上百名“寻亲者”相信自己是被从上海崇明、嘉定、宝山等地抱养来的。他们当然都有生身父母,又大多已经为疼爱自己一生的养父母养老送终。但这些四五十岁的人们一直对自己冠以一个集体性的称呼——上海孤儿。“活这么大年纪了,还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。这种苦恼,普通人是否很难理解?”随着养父母陆续过世,很多“上海孤儿”开始寻找自己的生父生母,他们有些已经几次个人、组团赴上海寻亲。有极少数找到的,但更多的……

  绝大部分寻亲的“上海孤儿”,目前在这里生活得都还不错,不少人事业成功,有的已经有了数千万的身家。他们说,寻亲并不是为了讨一个上海户口,也不是为了分亲身父母的家产,只是想找到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。

  《青年报》自即日起推出系列报道,关注他们的“江南梦”与寻亲路。

  江南恍然在梦中

  “哪怕是找不到,等自己死了,在阴间见到了亲生父母,也可以对他们说,至少我们努力过了”

  “毕竟自己是从这里出来的,去崇明走一圈,看看是个什么样子,就当是旅游,心里也会觉得开心。有时候想,哪怕是找不到,等自己死了,在阴间见到了亲生父母,也可以对他们说,至少我们努力过了,也就可以向他们交代了。”说到这里,贺正军笑了。

  10月中,贺正军和其他6名孤儿踏上了赴崇明的寻亲路。他们印了5000份寻亲资料,通过各种渠道散发,短短几天时间里,近乎疯狂地踏遍了几乎整个崇明岛。贺正军特别表示:“所有活动的前提都必须是遵守法律,千万不能给政府添麻烦。”在那片被他们认定是故乡的土地上,遇到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。“邮政局的朱先生,还没收到费用,就已将资料分发到各乡镇,港沿镇还用小广播为我们广播寻亲的‘广告’,很多故乡的热心人都在感同身受地帮助我们。”

  他们还去了一次上海市儿童福利院。在一些“上海孤儿”曾经短暂生活过的地方,看着院里的孩子,想到曾经的自己,很多人潸然泪下……

  但是,到目前为止,这一次的寻访,还没有收到他们期待中的回音。

  10月30日,听说有记者从上海来采访,十几个孤儿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记者所住的酒店,客厅里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。有些是专程驱车七八十公里,从县里赶来市区的。

  贺正军带了几本讲述孤儿故事的书《弃儿》,分发给大家。1965年出生的符柯红说:“看到这两个字,我眼泪就要往下掉。越是到逢年过节,常常就会一个人掉眼泪。不知道你们男同志会不会?”边上几个男士立马回答:“当然也会。”

  居住在平顶山的吕春蕾酷爱艺术,她通过网络给记者发来了一幅她的油画作品,名字叫《金百合》。画面上,是一个桌子上散落了一些水果,花瓶里是一捧开得灿烂的百合,有金色的,有银色的。远处的墙上,挂着一个镜框,里面是一对白发苍苍的恩爱夫妻的照片。她解释说:“这幅画是为我亲生父母而作的,如果他们还健在,差不多也是金婚了,我想他们百年好合。”

  江南漂泊到中原

  “我的养父母一心想抱个男孩,偷偷向保育员‘行贿’了10元钱,这才抱到了我这个男孩。”

  这究竟是怎样一群人?他们怎么会从上海来到河南?在孤儿们的讲述中,历史的谜团抽丝剥茧。

  在他们的寻亲启事中这些写道:1960年前后,由于一些历史原因,江浙沪地区有大批新生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。在当时的条件下,为了让这些弃儿活下去,在政府的组织下,这些孩子集中运往北方。“火车走一路、送一路,孩子们被转至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内蒙古等地的家庭抚养。”

  按照孤儿们的分析:“仅上海送往河南各地的孤儿,可能就有一两万人之多。”而“上海孤儿”们,主要来自于1958年划归上海的崇明、嘉定、宝山3个区县。而他们被送往北方的时间跨度很大,主要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70年都有分布。

  有孤儿告诉记者这样一个细节:“崇明来的孩子,手上都会缠一根红色的绳子,上面写着每个人的编号。”但也有人说,其他地方送来的孩子,也有手上绑红绳子的。

  “当时就是孩子手上有一个编号,排队领孩子的人手里也有一个编号。两个编号对上了,就办手续,把孩子抱走。”嘉定来的孤儿王金虎说:“据说甚至有一次,应该把孩子送到安阳的,但工作人员写错了一个字,就把孩子送到了洛阳。”当年一点点的阴差阳错,都足以影响到这些孤儿一生的命运。

  贺正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:和他一批送来的一共有40个孩子,女孩30个,男孩只有10个。“因为孩子都很小,根本看不出男女,只有经办的保育员知道。我的养父母一心想抱个男孩,偷偷向保育员‘行贿’了10元钱,这才抱到了我这个男孩。”

  也许是因为从小就知道或者能感觉到自己特殊的身世,很多“上海娃”从小就在同龄人中表现得很优秀。很多人觉得,自己从长相到说话,甚至是生活习惯和观念,都和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有所差别——即便是刚出生就已经踏上了中原大地。

  1958年出生的吴秋玲把左脚的裤子提起来,小腿上露出一个带着点青色的“牛痘”印记。她说这叫“上海疤”:“很多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上海人都接种过牛痘,印记也都在这个部位。我认识的‘上海孤儿’里还有3个身上也有这样的印记。”她介绍说,还有一种叫“温州疤”,但“温州孤儿”接种牛痘的位置都是在手臂上。

  身在这些“上海孤儿”的中间,很容易感觉到,他们中很多人的长相绝非出自中原大地,而更有几分江南人的清秀。吴秋玲说:“你看我们这些人,大多嘴唇薄,鼻子细,眼睛较小。而温州出来的孤儿,就是嘴唇厚、鼻子大,各自的特点不难辨认。”长相憨厚的杨建玉也觉得,自己像崇明人:“那里人个子都不高。”

  俗话讲,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。董海军拉着记者说:“我看到你就觉得很亲切,我们的鼻子就很像,都是直直的‘鹰钩鼻’,河南本地人的鼻子大多是圆圆的。”

  置身于一群“上海孤儿”之中,会有一种“错位”的感觉——江南人的长相,开口说话,却是一嘴“中不中”的河南方言。

  王金虎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,他来到河南的时候已经半岁出头了,养父母家里人发现,他会说一句话叫“姆妈”。王金虎的姐夫是上海人,有一次他听到姐夫说话时也蹦出了一句“姆妈”,于是他向认识的上海人打听“姆妈”到底是什么意思,才知道那是上海话里“妈妈”的意思。这一句“姆妈”,也许是上海留给王金虎最深的一个原始印记。

  中原异乡初长成

  “渐渐醒来的时候,却听到养母说了一句:‘rang(别人)家的孩子是不是不行了?’那一个‘rang’字,让我顿时明白了一切。”

  几位被送到农村的女性“上海孤儿”说:“到了结婚的年龄,都想嫁远一点。觉得住在每个人都知道你身世的环境里,实在太压抑。”

 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,哪家的孩子是抱养来的,对周围人家来说,通常不会是一个秘密。从小,就有很多人管他们叫“上海娃”。“我们读书的时候,有别的孩子叫我‘上海货’,听到这样的话,我肯定得找他干上一架。”1970年出生的安世伟说,虽然和父母长得不像,但当时从未怀疑过自己不是养父母亲生的。

  吴秋玲回忆说:“小时候会有亲戚说:‘姑娘和你爹娘长得真像呀。’”现在回想起来,这实在是一种苦心经营的刻意。

  对于自己“上海孤儿”的身世,有些人是从小就知道的,但在很多家庭,了解这个惊人的真相纯粹是一场意外。

  吴秋玲的养父母把家里一些重要的东西锁在一个柜子里。六七岁时,有一次柜子没锁,出于孩子的好奇,她在里面翻了一下,惊讶地发现——自己的户口竟然是从上海迁来的。但小孩子的翻箱倒柜,怎么逃得过母亲的火眼金睛。但之后,她还是偷偷翻过几次户口簿,直到家里换了新的户口本,她的籍贯也变成了河南。

  安世伟20多岁的时候,有一次突然昏迷,但当他渐渐醒来的时候,却听到养母说了一句:“rang(别人)家的孩子是不是不行了?那一个‘rang’字,让我顿时明白了一切。”

  多年后,吉豫华在寻亲资料中,看到了安世伟的名字,他惊讶地说:“这不是我的同学嘛。”原来,两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,而据事后查到的资料显示,他们当年竟然是同一批从上海送来的孤儿。

  王占伟的养父母更是“料理”得极其干净的——领养他,是先从别的县里转过来的,领养之后还搬了几次家。更重要的是,他还和养父母长得很像。一直到他20多岁谈婚论嫁时,竟然是从女方那里听说自己是抱养来的!

  意外知道自己的身世,对每一个孤儿来说,都是一次晴空霹雳,甚至会根本改变他们平静的生活。但是,大部分人还是会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,很多人甚至直到养父母去世,都没有问过他们一句。

  中原大地恩情重

  “他们对我比亲生骨肉还要好!养父母过世了,父母亲情上觉得空落落的,更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”

  短短两天时间里,记者接触了约20位在洛阳的“上海孤儿”,很少有人说过自己的养父母对自己不好,反倒是不少人说:“他们对我比亲生骨肉还要好!”从嘉定来到洛阳的王新莲说:“他们也是我们的亲生父母。”

  梁小丽回想起来:“我就是在蜜罐里长大的。还记得,我10岁的时候,早上养母会把早饭端到我跟前,然后一边看着我吃,一边给我梳小辫。吃完饭,再给我背上书包,让我赶紧去上学。”

  贺正军说,从小别的孩子吃玉米面,养父母给他吃白面。“我小时候心脏不好,父母听说有个偏方,就给我买了很多猪心。整天吃,最后我都吃厌了。他们就劝我:‘孩子,当药吃,有的家里还吃不上肉呢,这好歹还是肉……’”为了让不到20岁的贺正军“顶替”自己的工作,养父也很早选择了退休。

  但是,养父母始终会有一个担心——怕孩子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,怕晚年被亲手养大的子女遗弃。

  吴秋玲说,在她养母的心里,“上海”是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结。“那时候,我孩子都已经3岁了。单位组织考试,我在100多个人考了第一名,回家兴高采烈地告诉养母:‘单位要派我去上海培训两年,妈你可得替我带孩子啊。’谁曾想,母亲拼了命地发脾气。”她养母当时的想法,恐怕任何人都不难推断。最终,吴秋玲放弃了这次机会,而顶替她去的那位女同事,后来成了她所在集团公司的副总。但吴秋玲无怨无悔。

  王金虎的养父曾经是当地民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,他介绍说,当时领养孩子的条件是很严格的,最初只是针对丧失生育能力的革命伤残军人,后来虽然逐渐放开,但也会有专人进行回访等,对抱养的孩子不好,肯定会被批评教育,最严厉的处罚,甚至是把孩子收回,重新安排。

  贺正军则说:“抱养孤儿的,要么是干部,要么是城市里的工人,即便是在农村,也必须是家里有劳力的。总之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,思想上觉悟比较高的家庭,这也让来到河南的孤儿们,大部分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。”

  时光荏苒,如今这些“上海孤儿”都已经是四五十岁的年纪,他们的养父母大多已经过世,很多孤儿还特别强调自己完成了“三年守孝”。“养父母过世了,父母亲情上觉得空落落的,更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”于是,在洛阳一带,松散的“寻亲团”组织里,来自各地的孤儿聚集了数百人。但是,随着养父母的去世,很多关键性的线索,也就此湮灭。

  江南寻根根何在

  “孤儿里,能找到资料的概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。但下一次听说要去寻亲,忍不住还是会心动……”

  有些孤儿曾寄希望于“算命”,甚至不惜到各处寻访“仙家”。岳巧红说:“有人跟我说,我们家7个兄弟姐妹,我是老幺。我觉得也许最后一个家里养不活,所以给送了。”但1952年出生的董海军不信:“他要真算得准,那告诉我父母现在到底住在哪里,电话号码是多少呀!”

  孤儿们都知道“算命”最多只是一种寄托,真想寻亲成功,非得有关键性的线索。比如董海军从右手手掌到手肘一块巨大的龙形的朱砂胎记,比如王金虎左侧的耳朵被剪过两刀——这显然是心有不甘的父母为他日找回孩子留下的“伏笔”。吉豫华知道,自己被遗弃的地方是闸北区鸿兴路290号门口,当时身边放了3个鸡蛋、半袋红枣——“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,我也不清楚。”

  很多“上海孤儿”试图通过查找当年的档案,来了解关于自己身世的蛛丝马迹,但进程步履维艰。河南方面有关部门说,因为历史原因,1968年之前的档案已经找不到了。在上海,想查到孤儿们当年的档案也很难。但通过一些私人渠道,在好心人的帮助下,还是有不少收获。根据生日等信息,贺正军知道了自己是被遗弃在崇明,在福利院时的名字叫“节学”——“节”是他进入福利院那个月所有孩子共同的姓氏。

  在嘉定区嘉城派出所,王金虎找到了自己的信息——他在福利院时候的名字叫“毛凡”,他说:“当时嘉定所有的孤儿,男的都姓毛,女的都姓刘,寓意是毛泽东的儿子,刘少奇的女儿。”

  “你咋这么幸运呢。”听说王占伟还没去上海,就已经在其他孤儿的帮助下,找到了自己当年的资料,有人满是羡慕。但这毕竟还只是找到资料,和真正联系上亲人相比,还是有根本的不同。

  贺正军说:“孤儿里,能找到资料的概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,千分之一。”很多孤儿说:“找到资料,寻亲成功的希望就大得多。找到了资料,至少已经可以知道自己根在哪里。”

  还有各种个人、组团的寻亲活动。有人说:“乾隆皇帝下江南也就6次,我们去的次数比乾隆还多。”王金虎是寻亲组织里的“资深成员”,参与组织的寻亲活动有十几次,“每次活动我都要去两趟,前期准备一次,正式活动一次。”而生活在郑州的刘南香告诉记者:“因为我养父母去世得早,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就在寻亲。我的户籍资料显示自己来自宝山大场,这30年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次上海,到那里就能感觉到家的亲切。”

  岳巧红说:“我认识一个孤儿,她本人已经去世了,每次我去寻亲,她女儿还会对我说:‘阿姨,记得帮我妈找找啊!’”

  在不懈的努力下,有一些孤儿找到了亲生父母、兄弟姐妹,或者疑似的亲人。但对更多人来说,在有生之年寻亲成功,更像是一场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  2009年11月,“上海孤儿”们曾经在嘉定办过一次大规模的寻亲会,从河南来寻亲的孤儿多达近百人,但来认亲的只有寥寥数人,这让寻亲团的“上海孤儿”们很是失落。他们渴望上海能有人关注这件事情,渴望在上海的亲人能更积极,“毕竟对父母来说,弃儿可能只是他们的几分之一,但对于孤儿来说,亲生父母是他们的百分之一百。”

  岳巧红说:“每一次去,都会充满了希望,无功而返又会觉得特别伤心。但下一次听说要去寻亲,忍不住还是会心动……”

  杨建玉说:“我们这些孤儿有一个通病——就像是有精神病一样,走在路上就会整天观察别人的脸,长得跟谁像。没有任何技巧,就是一种感觉。”

  王金虎回忆说,第一次带妻子来上海的时候,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妻子忙着逛街购物,而王金虎则是在路上瞎转悠,到处看别人的长相。看谁长得跟自己像,也许那就是自己的亲人……

  怎报江南生我情

  “必要时,我们可做集体声明,我们没有分割继承、遗产的欲望,寻的是亲情和自己的根。”

  艰难的寻亲究竟是为了什么?几乎所有的孤儿都只有一个回答:“为了寻找亲情,为了寻找自己的根。”

  孤儿们一致的说法是:“我们在河南生活得都不错,真是生活得不好的孤儿恐怕也想不到要寻亲。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,并不适合在上海生活,在那里也没有朋友圈子,甚至言语都不通,根本不可能跑到上海去。我们也理解,上海亲人那边也许会顾虑,我们回去会想要分家里的财产,要钱要房子,要讨一个户口——但这都不可能。”

  在前往洛阳之前,记者就收到了贺正军发来的短信:“必要时,我们可做集体声明,我们没有分割、继承遗产的欲望,寻的是亲情和自己的根。”在洛阳,他又几次提起这一点,在场的“上海孤儿”们也都表态同意。很多人甚至还说:“我们现在条件都不错,如果自己的亲生父母家里有困难,我们还能为他们出力。”据说有一位孤儿,如今已经有了数千万的身家,他在寻亲启事里就写,找到亲人,立刻送200万元孝敬父母。

  在上海找到了亲人的王新莲、郭雪珍也告诉记者:“我们和在上海亲人之间,彼此有了一份牵挂,家里有事会互相通个消息,但是绝不会和那边有什么利益上的纠葛。”

  很多孤儿都说自己从来没恨过遗弃自己的亲生父母。1965年出生的符秀萍说:“我曾经也恨过他们,但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,才开始有些懂了。父母有多爱自己的孩子,要把亲生骨肉送走,得是多么艰难的决定……”孤儿们相信,当初父母的遗弃,一定是因为家里实在没有条件养活他们,是为了让他们活。

  一些找到了家属的孤儿发现,因为老家在农村,条件不好,兄弟姐妹也没怎么念过书。而在收留了他们的河南,他们往往反而受到了更好的教育,过上了更好的生活。很多孤儿对记者说过:“也许,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当初的决定……”

  》寻亲启事

  贺正军男,1966年3月26日生,B型血,被弃于崇明岛。1966年4月29日转入上海儿童福利院,福利院名“节学”。同年6月30日被送往河南洛阳。

  耿玉娥女,1966年3月10日生,B型血,脖子下面有个伤疤,被弃于崇明岛。1966年4月27日转入上海儿童福利院,福利院名“节强”。同年6月30日被送往河南洛阳。

  孟春泉男,1966年2月17日生,从崇明岛孤儿院由姐夫抱走,送到河南周口。

  赵建萍女,1956年2月26日生(不知是阳历还是农历),A血型,大眼双眼皮。1958年3月5日由崇明人委会送往南京孤儿院,在孤儿院时名“崇新良”。3月25日养父母被抱养到河南汤阴。

  于道泉女,B型血,1956年7月26日生,1957年11月4日由崇明人民委员会送到南京孤儿院,在孤儿院时名“新封”。1957年12月9日被抱到徐州市贾汪区。

  裴永洁女,1956年3月25日生,O型血,1956年10月8日从崇明岛教养院(现上海第二福利院)被送至南京婴幼堂,在孤儿院时名“崇爱”。1956年11月25日被抱养到山东潍坊。

  邢代萍女,约1963年出生,曾在上海崇明公族(或簇)育儿院,在孤儿院时名“新六”。现居晋中市寿阳县。

  窦唐进男,1957年生,O型血,由崇明育儿院转南京婴幼院,在孤儿院时名“崇新严”。领养时约1岁左右,被南京养父母领养。

  周勤豫、李保国一对双胞胎,1957年四五月份生于崇明,满百日后被各自的养父母从崇明新河镇社会福利院抱养到河南,都是近视眼。

  吴彤女,1968年元月崇明出生。据说家里女孩多,生下没几天在崇明一个卫生所(现崇明中心医院)被养母的妹妹等抱到上海,并给了生父母一些钱。后随养父母到沈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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