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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00年前的9月，中国发生了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震动了当时所有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，乃至所有关心民族发展的有识之士：沿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清政府废除了。另一件事情则并不为众多人所知晓：一家名为复旦公学的学校在上海开学上课了。

　　这“一破一立”只是恰巧在同时发生了，但在100年后的今天来看，却似乎在无形之中让后者增添了一些除旧布新的自觉与使命。在此后的100年中，复旦筚路蓝缕，始终见证并亲身经历着中华民族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。从积弱积暗的清末，到风雨飘摇的民初，抗战时期辗转流离，建国之后的兼容并蓄，乃至如今向国际一流大学昂扬迈进，复旦的百年沧桑和变迁，同时是一部命运多舛的中国近现代史，包含了多少前辈同人的理想、追求和家国情怀。

　　100年来，一颗颗明亮的星星从这幽静的校园内升起，马相伯、李登辉、严复、于右任、陈望道、苏步青、陈寅恪、谈家桢、谢希德……一长串闪光的名字，组成复旦百年历史的灿灿长河。

　　马相伯：花甲之年决意创复旦

　　复旦公学成立这件事本身，就是一次反抗外来势力干涉的抗争结果。

　　清朝晚期，眼见大清国运气数将尽，列强瓜分之势已成，爱国的中国人，总想自强自立，不仰仗官府和洋人的鼻息。办自己的学校，培养救国的人才，也是民族自立之一途。

　　已经年过花甲的马相伯深感“自强之道，以作育人材为本；救才之道，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”，于是决定毁家兴学。他创办震旦大学院，自任院长，号召：“欲革命救国，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；欲研究近代科学，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。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，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，请归我”。

　　震旦一反法国教会的办法，全用中文授课，政治倾向趋近于当时的革命党人。学校的政治倾向，引起了官府和教会的双重注意，因此压迫随之。法国教会强力要把“震旦公学”收为教产，以让马相伯“养病”为由，迫使他交出治校权，委任法国神父为总教习，改变办学方针，另立规章。

　　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：“学生大哗，摘下校牌，全体退学。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，老泪纵横，决意站在学生一边，并得张謇、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，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，于中秋节（1905年9月13日）正式开学。”

　　中国第一所民间私立大学就此诞生。这位曾为学生的正义要求而“老泪纵横”的马相伯老人此后又曾与章太炎、梁启超等发起创办“函夏考文苑”，与英华创办辅仁社（即后来的辅仁大学）和培根女校，将一生家财散尽，悉数用于兴学。在他的儿子病故后，学生们集资万元为其寡媳、幼孙作教养费，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教育经费。

　　邵力子：敲响“五四”上海第一钟

　　复旦中学校园里有一口很普通的钟，顽皮的学生和伙伴们嬉戏时，会偷偷地敲两下。他们不知道，就是这口不起眼的老钟，曾经在1919年5月的一个凌晨，把复旦的学子们都敲醒了。

　　当时就读于复旦公学的张廷灏后来回忆说：“五四第二天夜里12点钟左右（一说为5月6日晨），学校里的大钟忽然敲起乱钟来了，敲个不停。全校同学在睡梦中惊醒过来，都莫名其妙。有些同学急忙跑出房门，可是不久又跑回来了。有人问究竟为了什么事敲乱钟？他们说：‘中文老师邵力子先生在那里敲钟，他叫我们来唤你们去饭厅集中，他有重要消息报告。’”

　　邵力子是复旦国文教员，当时兼任《民国日报》总编辑。5月5日深夜，他收到了关于北京爆发学生运动的专电，天刚亮，他就从市区赶到学校，亲自敲钟集合同学。

　　邵先生激动地站在一张饭桌上详细报告着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、火烧赵家楼的壮举。邵先生大声地问大家：“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和行动，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就没有吗？”

　　此时，同学们满腔的悲愤再也按捺不住了。复旦学子即刻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，带领80多所学校的师生示威游行，组织罢课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。一时间，复旦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。

　　两次院系调整与苏步青、谢希德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10月，复旦迁回江湾。此时的复旦声誉日隆，成为南方学术重镇。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次院系调整，更让复旦一举飞腾。

　　复旦人至今常常提及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。这年8月至9月底，浙江大学、交通大学、大同大学、沪江大学、震旦大学、圣约翰大学，南京大学、安徽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有关系科陆续与复旦大学合并，加之1949至1951年的院系调整，复旦由此成为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大学，共由19所高校的有关系科合并组成。

　　许多大师级教授如苏步青、陈建功、谈家桢、卢鹤绂等都是在院系调整中进复旦的。各路名师云集复旦，复旦因此而兼容并蓄。

　　院系大调整还为复旦送来了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：苏步青和谢希德。这两位著名科学家在后来都对复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苏步青为复旦从一所地方性高校到国家重点大学的演变奠定了基础，而谢希德则引导复旦走出国门，提高了复旦的国际知名度。

　　苏步青曾经说过：“邯郸路上的校门，我已足足走过一万多次。”而谢希德对复旦的感情之深厚，更是令人动容。1995年9月，谢希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。有天晚上，谢先生来看望大家,当时在场的有不少是在复旦学习或工作过的，谢先生希望能和这些复旦人单独留个影，她反复说着“复旦的，复旦的”，可惜声音太小，餐厅里人声嘈杂，这张照片终究没有拍成。

　　抗战时远赴重庆之5000里长征

　　在嘉陵江畔，青山幽谷之中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小礼堂———“登辉堂”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曾经是复旦师生们的“天堂”。

　　1937年，抗战爆发，淞沪战役激烈进行，复旦也遭到了战火的破坏。一部分复旦学生以“联大第一部”迁校址于江西庐山，另一部分复旦学生则在校长李登辉带领下固守上海，成为“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”。

　　复旦“长征”开始时，重要档案、文件、部分贵重仪器、图书和设备，装成了10个大木箱，从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出发。校长带领百余名学生，直奔南京，浩浩荡荡向江西方向进军。

　　在江西上课两个月左右，南京失守，江西战事吃紧，复旦师生继续内迁。几天后，复旦师生乘船抵达重庆千厮门码头，长达5000里的迁徙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
　　在重庆北碚对岸的夏坝，复旦凭借四川省政府、银行界和四川士绅以及广大校友资助，先后完成了博学、笃志、切问、近思4幢教室、一座日字形登辉堂、4幢女生宿舍、6幢男生宿舍、一座食堂、6幢教授宿舍……这里成了复旦人贫瘠却美丽的天堂。

　　当时就读的学生李敏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美丽的夏坝仍兴致勃勃：“清晨，经常可以听到从江边传来纤夫与急流搏斗的号子声。从群山中奔流出来的嘉陵江，在这里舒展开来，碧波映照着山色，看了使人神清气爽。……我们那时在竹篱笆墙的屋子里上课，吃的是有稗子的平价米，穿的是土机织的粗布衣。物质生活是清苦的，但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。”

　　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，在这个清苦的地方，复旦却毫不畏怯地努力生长着：学校增添了农学院；创办了银行专修科；新增了统计系；建造了寒冰馆与新闻馆；由法学院教授孙寒冰主持创办并任主编的国内最早的文摘形式刊物《文摘》在国统区第一个刊登《毛泽东传》，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……复旦很快成为生气勃勃的北区教育中心。

　　也是在这一时期，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危机，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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