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片说明：丁百万和他的孩子。

    20年前，他就是一名百万富翁，一天进帐2000元；今天，他却成了一名乞丐，每天推着轮椅上的儿子，穿梭在上海的地铁上。他就是人称“丁百万”的黑龙江人丁国福。

地铁内佩带手机的“乞丐”
    

    5月14日晚10点左右，地铁一号线的车厢已经不再拥挤。丁百万推着轮椅上的儿

子，缓慢地朝前走着。如果不是轮椅上放着一个装有硬币的破碗，你很难把丁百万和“乞丐”联系在一起：他身穿西服，脚蹬皮鞋，沧桑的脸上时刻保持着不露齿的微笑，当有人往破碗里放钱时，丁百万才开口连声道谢。

    丁百万告诉记者，他每天都是晚上6点从租房出来，上地铁，在一号线、二号线和三号线之间穿梭，晚上11点前回家。整个白天则呆在家里照顾儿子。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上地铁乞讨，是为了避开上下班高峰。而晚上6点-11点乘坐地铁的人，一般都是相对悠闲的人，车厢内也比较空，大家有时间和心情去看自己的经历介绍，也可以讨到更多的钱。

     11点，记者陪着丁百万出了地铁站，分别前记者询问如何联系，丁百万从怀里掏出一部手机说：“你记个我手机号吧。”

为儿子康复不会离开上海

    5月15日下午，丁百万推着儿子乘火车前往长沙。曾给丁爽做过手术的著名骨科专家姜洪和来电告诉丁百万，他将在18日前往长沙某医院行医，可以再给丁爽动一次手术。丁百万告诉记者，医生说这次手术将决定他儿子能否站起来。

    当天一早，记者来到丁百万租住在本市夏城路的租房里。夏城路是一条地图上找不到的小路，租房就在这条路上一间由厂房改造的房间里。房门口放着一个液化气钢瓶，一个破旧的液化气灶架在一边。灶边，轮椅静静地伫着。房间很小，除了一张矮床外，就剩下几张工地板材拼凑的桌凳了。丁爽躺在床上，丁百万坐在床沿拿着半个鸡蛋，正在给孩子喂早餐。丁爽的早餐是3个茶叶蛋。而丁百万的早餐是3个蛋黄。

    下午2点，丁百万推着儿子上了轨道交通三号线去火车站。当天，国内首支“轨道乘警队”正式在上海地铁车厢内亮相，对地铁车厢内包括“强行乞讨”在内的“四乱”现象进行治理。

5月18日下午，记者电话联系上丁百万，告诉他“轨道乘警队”一事。丁百万顿时懵了，电话那头长时间没有声响。丁百万告诉记者，他正准备19日就返回上海，因为原本计划在18日前王长沙行医的姜洪和大夫，临时有事取消了行程。

    记者问：“回来也不能乞讨了呀。”丁百万说：“儿子治病每个月要8000块，我如果不乞讨，还能怎么办？”缓了缓神，丁百万说：“不管如何，不到最后我不会离开上海，上海的医疗水平高，我儿子在这里进行康复训练，更有希望站起来。”
   

事件回放

　  丁百万，本名丁国福，老家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二清河林场。1983年之前在林场上班。1983年，丁国福在老家开了一间杂货店，第一年便赚了2万多元。1986年，他买了一辆解放汽车，在林场里跑起了木材运输：“我当时一天可以拉4车，一车拉10立方米的木材，每立方米的运输费是50块，一天的进帐就是2000块。”

　  丁百万的妻子曾是老家的妇女主任，女儿已经上学，成绩优秀；儿子当时6岁。然而，1994年5月20日下午，儿子悄悄爬上了他的汽车，拐弯时一场车祸将丁爽摔成了脑瘫儿。为了给儿子治病，丁百万卖掉了汽车和房子。1999年7月25日，妻子积郁成疾，撒手西去。临终前，妻子拽着丁百万的手说：“再苦再累你也不能扔掉我们的孩子！求你了！”

　  今年元旦的前三天，丁百万来到上海给儿子治病。之前3年多的时间里，丁百万的身影徘徊在北京、深圳、大连等城市，一边给儿子治病，一边通过在地铁乞讨筹集治病的费用。

有关部门说法

    5月18日下午，市公安局城市轨道交通分局副局长宋有成告诉记者，“丁百万”的事情他有一些印象，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有什么困难，以及是强行乞讨还是“文明乞讨”，只要是在地铁进行乞讨，就影响了上海市轨道交通的治安秩序，都是不允许的。

    针对丁百万的“特殊情况”，宋有成表示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民政系统和社会保障体系去解决，但能否得到救助和能否在地铁行乞是两回事，“我的态度很明确，如果有困难就来地铁乞讨，哪不全乱了。”不过，宋有成同时表示，如果在轨道交通上发现丁百万，将主要以教育为主。

长期救助需要本市户口

    市民政系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国家和上海市相关法规都有规定，被救助人员需要是本市户口，外地人员应该由户口所在地先实施救助。对于外来务工没有找到工作而陷入困境的临时受救人员，可以求助救助中心，但救助中心在救助的时间和额度上也不是无限期的。

公共救助需要兼顾公平

   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常务副主任社会学家顾骏教授认为，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公共政策的设计问题，也就是政府公共管理与民众的生存怎么平衡的问题，单就某一方面来说，都有自己的苦衷，但一个社会的管理应该是综合性的治理。顾骏坦言，这个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也难以解决，因为公共救助体系需要兼顾公平，如果去救助这个案例，那其他各种困难的案例该不该救助？顾骏表示：“生命是有代价的，这个代价不是说生命本身的价值，而是说维护生命是需要代价的，社会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的经济情况是否足以救助所有类似的事情，这个因素不得不考虑。”

对话丁百万

有信心再成为“丁百万”

　  记者：一方面，你的钱来自乞讨，来自好心人的帮助，但另一方面，你却穿着西装皮鞋，还配了手机。

    丁百万：我什么都没了，但我还有尊严！这套西装还是我身价百万的时候买的，现在只剩下这一套了。这皮鞋也是很多年前买的，只有18块钱。配手机是因为联系我的人很多，包括给我儿子治病的专家和帮助我的好心人。

　  记者：想过东山再起的可能吗？

    丁百万：我觉得自己可以东山再起，因为我对这个社会有了解。我以前跑木材运输的时候就帮助推销过木材，我觉得自己做个推销员是可以的。

　  记者：为什么你不去工作呢？

    丁百万：我也参加过工作。妻子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把儿子放在妹妹家，我去给老板开车赚钱。但给儿子喂饭是很要耐心和技巧的事情。儿子在妹妹家抚养时噎“死”过好几次。我想，去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挣钱给孩子治病，如果孩子噎死了，那我挣钱还有什么意义？

    记者：有人质疑，由于儿子你最初被迫乞讨，但现在你似乎习惯了乞讨，甚至儿子成了乞讨的幌子？

    丁百万（神情激动，眼睛微红）：上次在地铁张江高科站出口，一个人就说我是骗子。你说，一个男子汉，一百万都赚过了，被人说成骗子，心理是啥滋味？人活着要有价值！我现在是在乞讨，但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儿子。如果我去工作，儿子谁来照看？再个，目前我没本钱，驾照也已作废了，我一个月无论如何也挣不到8000块钱给儿子治病的，而乞讨一个月可以讨到好几千块。

　  记者：你觉得还有可能再次成为“丁百万”吗？

    丁百万：有可能的！我对自己有信心。我现在还只是50岁，还能再跑10多年。再说，我身体也很好。

　  记者：万一儿子站不起来，你怎么办？

    丁百万：我儿子一定能站起来的！如果真的站不起来，我就一直陪着他，陪到我走不动了，就回老家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