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今天，自诩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，也许只有少数“自恋者”———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，处处可闻“天之骄子”的口号，今天，面对校友卖猪肉、卖冰糖葫芦的故事，听闻大学生起薪1000元不及民工兄弟的“传说”，目睹每年10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残酷事实，大学生想自诩为社会精英也难。

　　也许确实有少数大学生对未来的期望值过高，把就业的目光锁定在大城市、少数行业少数岗位，以至于他们“有业不就”、不去艰苦的基层、不干“普通的”活，但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局面的，更多不是大学生的原因，而是教育的原因、社会的原因。大学生，想成为普通劳动者也难。

　　想成为普通劳动者，家庭的教育投入不允许。子女的教育花费，是许多家庭的头号

开支，为供一位大学生，全家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。家庭如此供养一位大学生，我们能要求家庭不要对子女找一份好工作回报家庭抱任何希望吗？———正是为了这份希望，我们有的大学生才因未来的茫然心生无限的压力：1000元一个月，养活自己都困难，怎样为家庭还债？如果没有这一希望，可以想见，农村有多少家庭会放弃送孩子上大学。当然，根据家庭情况选择教育投资，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，被有关学者认为是家庭和学生理性的表现，上大学并非唯一的成才之路。但是，我们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用人观念，并没有给大学之外的人才留下多大空间。

　　想成为普通劳动者，教育的精英模式不允许。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，是在短短4年时间中完成的———如此短的时间中，高校来还不及作出应对策略，基础教育也根本没有任何转变。事实上，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扩招任务大多由过去承担精英教育的学校完成，因此，对大学生的教育，一直沿用精英模式，人才培养的目标，大多瞄准“精英岗位”。而众多大学对办学层次由专科升为本科、校名由学院改为大学，人才层次获批硕士点、博士点的追逐，反映大学根本就没有甘心培养“普通劳动者”的念头。我们的基础教育，从幼儿园开始，就灌输“赢在起点”的理念，把家庭和学生“劫持”到好幼儿园、好小学、好初中、好高中、好大学、好工作的教育模式中，为成为社会精英，付出大量的心血和金钱。在这样的教育中耳濡目染多年的家庭和学生，怎会理政府在高考关头和就业关头“做回普通人”的呼吁呢？

　　想成为普通劳动者，社会的传统道德不允许。这几年的社会舆论，对北大毕业生卖肉、卖糖葫芦，复旦大学毕业生卖鸡蛋，给予高度关注。卖肉的、卖糖葫芦的北大学子，经过媒体报道，终于不再做“普通劳动者”，而走进政府、走进企业，做起了公务员、小白领。我们的社会似乎还不能“容忍”大学生干“普通人干的活”。

　　想成为普通劳动者，社会保障的厚薄不均也不允许。与劳动有尊卑贵贱相同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，地区之间、城乡之间、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，享受的社会保障很不均衡———劳动者越是“普通”，享受的社会保障越是“低廉”。任何一个就业者，不得不考虑这些与民生紧密相联的就业要素，不想成为难有保障的“普通”一员。

　　因此，降低家庭的教育投入，改变精英教育模式，重塑社会劳动价值观念，改革社会保障体系，是比呼吁大学生“心怀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”更迫切、更有意义的事。